文学不能缺失使命感

在咱们这块土地上，有200多万人在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里居然把自己的灵魂命运交付给了一个邪教流氓。这200万人中间，不乏大学教员、高级工程师、中央国家机关的公务员，还有入党几十年革命一辈子的老干部老党员老马列主义哲学教员……而这个李洪志只有初中文化，根本不具备最起码的物理天文医学常识，相当长的时间里只是在一个森警部队中很三流地吹吹小号，后来又在某林区招待所当过几天服务员，并在当保卫干部时为住宅楼上某一段走廊的归属问题反复跟邻居们打架、甚至纠集哥儿们中的小流氓来殴打邻居的孩子。他鼓吹的那一套东西，可以说在一百年前就过时了。但时至今日，却依然有那样一些可爱的同胞，在高擎科学、知识和进步大旗的世纪之交，追随了这么一个邪教流氓，去祈求什么虚妄的“圆满”和“超脱”。有一部分人还听从了其指令，聚众在中央政府的办公地，向维护科学尊严和社会进步稳定的机构和人们挑战，演出了一出痴愚沉溺理智，迷茫和偏执制造思想灾难，情感灾难，信仰和人生灾难的闹剧丑剧。有742人因迷信这功法拒绝就医而丧生。更多的信徒因迷失了人的常性而疯了。刚得知这事实时，我真的有些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常常是被自己心底的那一点点怯懦、麻木、盲从、自私、懒惰、无知和愚昧“杀”掉的。而民族（社会）群体素质中尚存的某些盲区，则是近当代史上一次又一次滥觞于中国的“造神”运动最好的温床和“另一个”始作俑者。在这里我特别地要提到一位在西方理论界极有争议的人物，美籍奥地利人海尔威姆·赖希。他是西方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曾经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成员，写过一本颇有影响的书《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在这本书里，他否认法西斯主义只是某一个人（比如，希特勒或墨索里尼），或某一个民族（比如日尔曼民族）的意识形态或行动，而是“群众非理性性格结构的表现”，是“普通人的性格结构的有组织的政治表现”，“是普通人性格的一切非理性反应的总和”，“这种性格结构既不限于某些种族或民族，也不限于某些政党，而是普遍的和国际性的”。他整个的理论肯定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但他指出，法西斯主义的产生是有它一定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的，我认为是很重要的。我赞成这种说法，任何一种邪说歪理只要在社会上形成了一定气候，在清算它的时候，我们都得注意到它发生发展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就难以在历史今后的发展长河中，彻底杜绝和真正防范它的再度产生和复苏，势必要给人类、给时代、给社会造成新的劫难。在可以想见的一个很长时期中，我们不可能企望在人群中不再出现李洪志式的人物，也不可能禁绝所有的刑事肇事者，但我们有可能通过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包括我们作家手中的这一支笔，提高我们社会群体的思想素质和心理素质，在“提高群体素质”这一点上保持极高程度的清醒和紧迫感。也就是说让更多的人有那样的信心，坚信自己是有那个力量能在人本来的意义上去追求它的完整，并进一步完善自己的人格。最近，上海交大的一位教授指出，要战胜迷信仅靠科学知识是不够的。从200万人的构成来分析，事情也的确是这样。200万人中的相当一部分，并不是没有科学知识。用这位教授的话来说，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知道和掌握科学的判据、原则和方法，也就是科学的人生态度，人生原则和方法。那样，即使面对自己不知道的东西，面临种种伪科学、封建迷信及歪理邪说，也能生出必要的免疫力，以抵御之。

在这一方面，文学和文艺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我的意思并非是要让众多的作家都来写科普作品（科普作品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更不是提倡大家去写那种图解式的训诫式的作品。当各种各样的新人带着无可违避的旧时代的痕迹和从旧伤口里流淌出的鲜血冲出重重羁绊而露出小荷尖尖角时，作为精神食粮的一种，我们的文学无疑担负有这样的使命，用二十世纪一位大思想家在谈及文学作品时说过的话来说，就是“建立一个世界和制造大地……”（三联版《海德格尔选集》上卷第268页）我想这儿所提到的“世界”，当然是指人的“精神世界”，这儿说的“大地”，乃是我们的作品赖以出现和成立的真理性和真实性。从本质意义上来说，文学不该是遗老遗少们闲暇时把玩的一个积满了茶垢的紫砂器，也不该仅仅是红男绿女们性情性灵的点缀，更不该是包裹装饰死尸的一件华丽的金镂玉衣。我们重提文学的功用和使命，并非要把文学再度依附到某种政治战车上。使命，是文学本身原有的，是它一直在涌动着的一种内在“元能”。文学本来就应该对自己据以立身成命的世界和时代负起它应负的责任，这是不可回避的，也是不该回避的。现在完全应该看清，那种认为，一提“使命”，文学似乎更不再“文学”了的观点，是极其有害的。使命感的缺席，必然使文学矮小。水稻小麦矮化了，能增强抗倒伏的能力，从而增加必要的产量和产值。而文学矮化了，只能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使它畸化为时代的侏儒，历史进程中可有可无的次生陪衬物。“文学与一个时代思维的所有其他文化形式和表现同属一个网络”。（上海远东出版社：《福珂集》第81页）我们能想象缺失了使命感的鲁迅还会是鲁迅吗？如果普希金只知赞美少女的秀足，只知为了娇嫩的妻子跟人决斗，而置整个俄罗斯的命运而不顾不问，还会有今天这个被誉为“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缔造者之一”的普希金吗？卡夫卡如果只是一味地嘤嘤不已地沉浸在个人处境中哀叹自己的遭遇，而不强支起自己病弱的身躯，而生发出那样一种对整个人性畸变的关注，我们也难以想象他那些篇幅并不算大的“小作品”居然会具有那样一种几乎是永恒的灵魂震撼力和启明性。